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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必须发声”

“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”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，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。走到哪里，都是一片说谎声。金庸忍不住了：

“我必须发声。”于是，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，两人一起出资，创办了《明报》。

办《明报》要十万块，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。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。他每天一篇的社论，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。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，一边写社评，小说要写八九百字，社评要写一千多字。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，精力消耗很大。

每天一睁眼，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。晚饭都不吃，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。社评写完的时候，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。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，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。

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，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，于是便有了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《倚天屠龙记》……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，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。有人放出话来：要消灭五个香港人，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。

金庸说：“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，生命受到威胁，内心不免害怕，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，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。”

金庸和倪匡

最危险的传奇私服有海贼王金庸剧情的一段时间，金庸听到风声，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。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只好找倪匡代笔。一个月后，金庸回到香港。倪匡笑着对他说：“抱歉抱歉，我讨厌阿紫，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。”

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《笑傲江湖》，以及社会问题小说《鹿鼎记》。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舆论风气归于平静。1972年，金庸宣布封笔：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《鹿鼎记》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。”

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”

最艰苦的三年里，报纸每天发行不到六千份，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资。一位老职员回忆：“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，下午工作倦了，叫一杯咖啡，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。”

这个“查太”，就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。

金庸与朱玫

香港大学毕业的朱玫比金庸小11岁，是《明报》创刊初期唯一的记者，像黄蓉辅佐郭靖一样，一直给予丈夫事业的支持。之后，她生下四个孩子，陪伴金庸走过20年的婚姻。

女作家三毛曾说，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，又可让人下地狱的“情”字。

大情大悲的桥段很多，作家马伯庸觉得最微妙、最隐晦同时也最让人感叹的，莫过于灭绝师太告诉张无忌，她的师父、郭襄的徒儿叫做风陵师太。风陵渡口，正是郭襄与杨过初见的地方。

在六神磊磊的解读中，郭襄看破风陵渡，从十六岁到四十岁，用了二十四年。而张三丰放下铁罗汉，却用了一百年。他写道——

“呀”的一声，竹门推开，张三丰缓步而出。当年那个青涩少年，如今已经须眉俱白。此刻，世间多了一套崭新的武功，叫做‘太极拳’。”

“步入小院后，张三丰做了一件事：从身边摸出一对铁罗汉来，交给了徒弟俞岱岩。终于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第一次放下了它。此刻，他的语气平淡而又温柔：这对铁罗汉，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送与我的。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。”

大概，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情愫不感动，网友留言道，“他们都是孤独一世，实际上，心中的怀念，温暖了一生。”金庸曾在采访中谈到，理想中的爱情，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人，如李莫愁惊天一句，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许。”可面对真实的人生经历，他只说出四个字，“但都好难”。

1969年，金庸和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婚。之后，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金庸与林乐怡

对于朱玫，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，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。除夫妻之情的遗憾之外，这份愧疚里，还有两人大儿子查传侠的因素。

四个孩子中，他和查传侠相处最多，也最喜欢他。面对央视镜头，他提起这场四十多年前的悲剧，仍无法原谅自己。“如果那时我多问他一些，多关心他一些，不致如此。”1976年，得知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后，金庸在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后记里写道——

“这部书情感的重点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，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，张三丰对张翠山、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。然而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，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，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，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。”

这是他人生最绝望最伤心的一刻。他觉得，可能是涉世太浅为情所困，也可能受到父母情感破裂的困惑，但斯人已去，无法挽回。